月冷竹凉{1987}

“喝茶当于纸窗瓦屋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雨天的书》.周做人
    初次遇知堂老人文章便是上述的一章节选，其平淡雅逸的文风让人爱不释手。对于知堂的一点了解也无非就是初中课本鲁迅先生简介里的一笔带过。少时对于隐士的向往全被知堂的几篇随笔勾起，心想世上竟还有像这般清淡如茶的笔调，甚是让我痴迷。

    说知堂不能不提及家史，不提及鲁迅。如我在《周做人和他的苦雨斋》所参考：“周做人生于1885年1月16日，比鲁迅小四岁。他的笔名颇多，尤以知堂，启明等知名，所以世人也每每称之为知堂老人。又因为是鲁迅的胞弟，排行老二，遂又有周二先生之称。”这其中知识知堂的背景一角，细枝末节于下谈及。

    而说到其兄鲁迅，现世较为正统的介绍与评论性文章于此不必详论，今只谈针对周氏两兄弟之间的一点枝节，以作后文铺垫。知堂与其兄正如《中国文学史话》胡兰成在《周做人与鲁迅》一文所提及的那样：“和鲁迅分离于他的影响甚大，鲁迅的死对于他更是一种损失！因为鲁迅在世时，终究是他的一个敌手，也可说是唯一的敌手，没有了鲁迅，他是更感觉荒凉的。”

     鲁迅与知堂与其说是兄弟，不如说是一个人的两面。先前的两人都致力于“五四运动”，属于同阵营的兄弟。后来由于知堂对现世中国的失望，使其与政治剥离，渐离生活，迷恋学术，颇有写象牙塔气了。

     然周氏兄弟作学问的态度却都持着自己的方向。知堂对于明清散文的热爱，和其文章冲淡平和的文风特性终其一生未曾改变。鲁迅亦是耗尽生命奋斗在中国革命事业，虽二者对国贡献不一，归其本质确是殊途同归。

     知堂一生博览群书，著书立说颇丰。从其文章亦可以大致知其读书之杂，世间罕有。见《周做人书话》里所说，与读书来讲“好象吸烟上瘾”。

     早期的知堂多涉猎于民俗风物，吃喝品评。（《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晚年无心政治，多是学术研究。

     于国文坛的贡献，重点应是在民俗学方面。五四时期之后，文人派别阵营分化严重，而知堂一如既往的平淡做人，毫不做作的爱着他热爱的东西。同苦雨斋里的常客醉心着世俗以外的东西。虽不乏为做学问而作学问之嫌，然一如既往持着五四初期的纯净之气，这点是难能可贵的。

      翻看资料，于知堂的评价无外乎是五四时期鲁迅等人并驾齐驱的人物，但终其一生有个致命硬伤，出任日伪时期的“汉奸”。作为知堂的推崇者来讲，我是不愿意别人提及此事，更不想由自己之口讲这两字的。

      关于出任日伪汉奸一事，许多书里有不同版本的传闻，我感觉都没能客观分析此事。前些日子看到《萌芽》里有篇文章就谈到周做人，他说顶喜爱其文，可后来因知“汉奸”一说就失望透顶。他查阅了许多资料，以为以知堂日记下手不妥，原因是本人记叙的一家之言不足为信，遂以年谱查其。据年谱讲日伪期间知堂为日出了不少力，于是愤然，不肯谅解其为人。

       有句话叫”文如其人“，看知堂一路的文章便可知其为人正派没甚野心。于公于私伪职都对知堂没有好处，唯一说得到的好处就是可以勉强度日，糊口生存罢了。年谱中记述确实，然只记表象却未深挖掘，不足为信。

        根据手头材料分析，知堂出任伪职实属迫不得已为之。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文人纷纷南下，惟知堂与少数文人还留守故都，但道德上却遇到了阻碍。工人农民为异族做事糊口，无可厚非。可一旦知识分子若要趟这番混水，就只有进之则黑的“汉奸”名声了。

         知堂留守北平到出任伪职前后间生出若干迫其走入陷阱的要命事，致使晚节不保，才遭至骂名。

          起初知堂在日伪期间先是无法觅得教职，生活保障出了问题。这些都无妨，要命的是在1939年元旦遭遇刺客，险些丧命，于是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长一职，后又做了伪华北教育署督办。

          孙郁在《周做人和他的苦雨斋》中说的很对：“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说，周做人都不是官僚的材料。他不过苟且其间，著书立说而以。除了在伪政权中逢场作戏的一些表演外，他的业余生活，大约都用来读书写作。《秉烛谈》，《秉烛后谈》，《书房一角》，《药堂杂文》，《药味集》，《苦口甘口》，《药堂语录》等书。在文字上已炉火纯青，几近化境，文章之好，已超过以往。”

           的确，知堂老人作为一介文人来讲，一生的所以头等大事便是度日过活而后应属著述立说了。而让文人安于作学问的前提是活命，其次才是修个人的胜业去。

           日伪期间的附逆称的上是知堂一生最大的耻辱。晚年的他真的可谓是凄风苦雨，雪上加霜。往日里苦雨斋的常客不是了无音讯，就是倒戈相向。从日记中不难看出晚年的知堂生活拮据，常有卖书换米的记载。而向邻居借钱，请人到出版社催稿费是常有之事。一个文人若连看作命根的书籍和尊严都无以顾及，可见知堂当时心境如何。

            作为一个享誉文坛的文人，周做人从顶点跌至低谷，可谓造化弄人。于其不肯搬出北平这点我亦时常猜想当时用意，这现在来看都颇具诱力。

             从晚年的惨淡经营中我们应该为知堂感到惋惜，毕竟文体在也难找出一个如此多产的散文大家。此刻，我想知堂从1967年5月17日的默默逝世后魂灵是否会得到前所未有的解脱呢？